新闻资讯

        “刚性兑付”，悬于中国信托行业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所谓刚性兑付，是指信托产品到期之后，信托公司必须向投资者分配投资本金和预期收益；如果项目出现风险，导致没有足够资金进行兑付，那么信托公司需要利用各种方式实现对投资者的本金和收益分配，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兜底”。
        刚性兑付实际上是信托行业的“潜规则”，因为并没有相关文件规定，信托公司一定要遵循刚性兑付原则。另一方面，刚性兑付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信托业的“非理性繁荣”。截止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信托资产超过5.5万亿元，业内预计信托业资产规模不久将超过保险，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金融子行业。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信托产品保底的同时又有着高收益，这无异于低风险的高息存款。
        这一行业“潜规则”屡受诟病。因为刚性兑付是“父爱主义”式的监管，尽管暂时不会出现风险，但随着潜在风险的不断积累，“泡沫”终究会破裂。因此，对市场的保护不但没有促进其发展和成熟，反而降低了市场识别风险的能力，适度暴露风险对中国信托行业畸形的现状来讲，不失为一种循序渐进的推动和变革。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就“刚性兑付”的话题专访了中信信托副总经理王道远。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刚性兑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王道远：刚性兑付的现象由来已久，以产品到期日为终点倒计时进行保兑付，似乎已经成为了信托公司的日常工作。刚性兑付的产生，有中国理财市场的历史原因以及相关规则不够完备等因素。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理财毕竟是最近十年才出现在中国，原来国内拥有富余资金的机构和个人主要是进行储蓄，从保底储蓄到理财，在思维上有一个自然接受过程。这种保底观念最先被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打破，银行理财和信托也是对企业的直接融资，投资者却认为和资本市场有区别，无论是金融脱媒还是理财意识的建立，都要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此外，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打破刚性兑付的必要条件应是买者自负、卖者有责、信息披露充分等，但这些方面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尽职尽责存在着争议。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和监督机制，就可能存在金融机构不尽职管理，却和融资方串谋，从而损害投资者权益。
        另外还涉及到司法问题，应具备司法能够公正判断的机制，未来打破刚性兑付应由法院的案例判例来实现。有些问题必须是各方产生很大的分歧之后，产生碰撞，最后由司法部门审理，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形成历史性、标志性的案件才会起到示范作用。
        日报：对于尽职管理和调查，目前监管在这方面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王道远：资产管理涉及很多环节，监管部门对如何尽职管理和尽职调查有着相应的要求，但每家信托公司都有着一套内部标准。如果出台行业性的标准，一旦过于严格可能会使信托公司难以做到，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我希望，解决刚性兑付问题能早日走入正轨。
        日报：如果信托公司做到尽职尽责，而融资方仅仅遇到短期流动性问题，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通融”，解决一时的兑付问题？
        王道远：刚性兑付主要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非价值贬损，由于生产周期造成上述仅存在流动性风险的情况，这种情况在金融伦理上讲是可以接盘的。
        另一种是价值贬损，企业在与金融机构合作之前就已面临亏损，或者不具备经营能力，甚至面临破产，如果信托公司判断失误，与这样的企业进行合作，只能说明信托公司资产管理能力有限，或者没有做到尽职尽责。融资主要看企业的未来，金融机构介入之后与企业一起创造新的价值，实现利益共享。
        目前来看，业内非价值贬损的情况多一些，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企业可能出现资金问题，信托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受到宏观形势和环境的影响。
        日报：你刚才提到司法层面尚无突破，是否从侧面也印证了这个市场的不成熟？
        王道远：关于司法判例，将来应该要去触及这个问题，用案例教育大家，一定要有买者自负和卖者赔偿，这个最直观，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目前司法案件中，关于信托的极少，这本身就是行业不成熟和不发达的表现，没有纠纷的市场算不上是活跃和良性的，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司法在这方面的认知和执法能力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