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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外汇占款所导致基础货币的被动高额投放，使得国内流动性总量已经上升到不低的程度，今年以来全球蔓延的量化宽松迫使央行已重启28天期逆回购证券、票据，可以预期未来国内的流动性总量继续高增长。而房地产市场、股市作为原先国内吸纳流动性的主力资产锚，因受到政策调控的影响，已经逐步被边缘化，使得大量资金无处可去。因而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趋势下，国内资本大量外流至境外购买资产，这对国内资产价格稳定性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也使国内高端群体和精英层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外籍化倾向。因此探寻新的资产沉淀方式，寻找稳定的“资产锚”把资产沉淀下来，是国内资本市场稳定的前提，是解决国内现实经济问题的必然选择。而这个“资产锚”的实质是固化资产，弱化资产的流动性。

　　实际上，根据国内先富群体财产传承的需求，财产信托是一种能够稳定资产的理想资产锚。就国内的传统文化而言，伴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需求及财富传承需求迅速增加。当积累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自身富裕生活需要时，国内这批先富群体自然而然地会开始考虑财富传承问题，从而使资金理财需求逐步转化为财富传承需求。由于财富的主要部分是股权、不动产等非现金资产，这种形式决定了财富传承要较好地完成转移、支付、隔离、管理、增值、分配等多重目的。而财产信托具有各种制度优势，能够兼顾企业成长经营与财富转移分配，实现财富的最优管理、保值增值和规则分配，同时，还能解决家族争端等问题，因此财产信托能够最全面地满足财富传承的多重目标，是最具生命力和想象力的制度形式。

　　从信托公司的角度看，目前国内信托公司为防范信托无效的制度风险，本能地选择集中发展资金信托业务，虽然信托公司在信托资金投向及产品交易结构上加强了研发，但还是导致目前各信托公司的业务领域及产品结构的同质化、集中化。同时，在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名称各异、实为信托的资产管理业务的挤压下，信托公司的优势难以体现。造就了目前信托和各个金融主体之间的业务边界模糊，自身的业务定位不明晰。实际上，资金信托从长期而言只是信托业务的一部分。从信托公司的角度看，资金信托是信托公司长期稳定的基础，但更高端的需求则是需要用财产信托业务的发展来进行满足。资金信托管理体现了对财产的使用权和处置权，而财产信托可以表现财产权的传承、财产权的代表、财产收益权的处置，具体为财产传承信托、他益信托、公益信托等，在这几个方面所有的机构法律都不允许其做，唯独财产信托可以做。因此，财产信托必然作为趋势发展下信托公司的主推业务，形成长期受托管理的稳定资产池，确立信托行业的一席之地，成为构建信托行业长期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但财产信托业务本可以体现信托制度优势的业务品种，却因登记制度缺失而无法有效开展。信托登记制度可以体现信托财产独立性，将信托财产与受托人财产分离，是公示财产处于信托状态的基础制度。信托登记制度的缺失，使得财产信托业务存在法律瑕疵。而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会在两个关键阶段解决财产流转问题，为信托公司开展财产信托夯实基础：一是信托设立时的财产流转问题；二是信托分配时的财产流转问题。信托登记制度出台后，信托设立时无须再使用资产转让合同、权益转让并质押公证等替代手段取得信托财产，简化了产品流程，减小了以财产设立信托时不生效无法有效对抗第三人对信托财产的强制执行等风险隐患。同时，信托分配方式也不再以现金分配为唯一形式，可满足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多样化分配要求。在信托税收制度建设方面，鉴于我国已建立成熟的税收制度体系，信托税制的发展路径只能是在先有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对信托活动涉及的税收问题进行明确或补充规定，将信托税制纳入现行税制体系，逐步构建完整的信托税收制度。近年来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信托参与，抗灾扶贫、助残助学、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的发展、富裕阶层个人财产的传承和管理，税收制度不配套，导致信托参与这些工作也较为困难。

　　信托业理应发挥自身的社会价值，在整合群体组织方面，信托业务具有多边的经济关系，受托人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中介，是天然的横向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受托人以代理人、见证人、担保人、介绍人、监督人等身份为经营各方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加强了横向经济联系和沟通，促进群体组织之间物质、资金、信息的交流。在促进社会进程方面，信托高密度化能促进培育社会信用基础的价值，培养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在缓解社会问题方面，公益信托能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同时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完善信托登记和税收等相应政策的配套，是目前解决信托行业发展，甚至是利用信托工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从而明确信托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定位的焦点问题。

　　尽管目前还存在制度障碍，但财产信托在解决国内现实经济问题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在社会政治方面也是客观需要的，制度逐步改进完善以及财产信托功能呈现社会价值倾向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